楹聯，作為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之一，在“能指”和“所指”之間具有極為寬闊的視域。它兼具語言現象和民俗現象的雙重身份，與中華大地上源遠流長的農耕文明息息相關，以其獨特魅力，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正如總書記指出的：“深入挖掘、繼承創新優秀傳統鄉土文化，把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結合起來，賦予中華農耕文明新的時代內涵。”[]作為根植於漢字文化的言說藝術，又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習俗活動，楹聯這一古老的文化符號，在後脫貧時代全麵鄉村振興的偉大實踐中也有著其特殊有效的價值功能。

     一、承載多元文化要素，涵育文明鄉風價值共識

     鄉風文明作為鄉村振興的靈魂，有著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重向度。何謂鄉風？在一定意義上，鄉風就是鄉村人民日常生活與交往中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風土人情等習慣的抽象。楹聯作為傳統鄉土社會重要的文化載體，在內容、形製和習俗三方麵體現著對涵育鄉風文明的價值功能。

     （一） 內容涵包道德教化功能

     文明鄉風、淳樸民風的形成，離不開良好的家風為基礎。從內容上來看，優秀楹聯文化傳承著民族“鄉土”精神的內核，並契合新時代的價值表達。在農耕文明的滋育下，“孝”作為核心價值理念，也是個體道德產生的基礎，它不獨是“善事父母”這唯一向度，更蘊含著砥礪品行、凝聚家風、兼愛濟世等多維度道德訴求，並反映在優秀的楹聯文化之中。在安徽、江西、福建等許保存較好的古民居裏都流傳下諸如“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孝悌乃傳家根本；勤儉是經世文章”等楹柱匾額，可以想見，耕讀傳家、重孝向善、慎獨修身等價值理念，就這樣在日常俯仰之間，從一副副警動的家風楹聯中浸潤人心，催育後人。今天，在資本邏輯主導的消費文化麵前，城鄉對立愈發加劇，好似城市和鄉村就分屬於文明與野蠻，隻有後者向前者依附才有出路。而事實上，中國的鄉村有著其千年來獨特的文明脈絡，形成了自身寬厚的文化積澱，解決鄉村文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迫使鄉村依附於城市，而在於深入挖掘鄉村本身的文化價值底蘊，並通過從屬於它的合適載體將其內容的時代性表達出來，楹聯文化符號即是這一有效載體之一。

    （二） 形製外張文化美育功能

     文化美育是鄉村振興乃至整個社會主義各方麵建設的“必需品”，是塑造人民群眾主體性，激發對美好生活向往內生性動力有效途徑之一。從形製來講，一方麵楹聯形式本身就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追求和諧對稱的審美理念的實踐表征。基於“師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中國先民把從自然之物中體察到的樸素對稱意識，逐步轉化和應用到社會生活和交往之中，在語言上就形成了單音節語素和完全詞根語等別具特色的漢語言係統，而楹聯則正是漢語在形、音、義三方麵相契和鳴的產物，亦可謂將漢語的詩性發揮到極致。馬林諾夫斯基認為：“語言是文化整體中的一部分，但是它並不是一個工具的體係，而是一套發音的風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透過楹聯在語言形式上的表征，不難窺見整個民族背後的文化特質。而另一方麵，楹聯又可通過書法、雕刻、裝裱等藝術形式予以“二次創作”，最終呈現於人前的則是承載著諸多元素於一體的文化符號，是對象化的、意涵豐富的有“實”之美。毫無疑問，其外張的藝術美育功能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 習俗凸顯“共同記憶”傳承功能

     內容和形製兩方麵功能可以說是楹聯文化符號的靜態表征，而民俗性則是其動態表征。春聯作為楹聯的特殊形式，其肇始於桃符。所謂桃符，就是懸掛門兩旁的桃木板，《風俗通義》等文獻記載，桃木版最初隻是畫神荼、鬱壘二神形象，或簡單刻寫其名字以求驅邪祛病。而據漢代許慎於《淮南子·詮言訓注》載：“今人以桃梗徑寸許，長七八寸，中分之，書祈福禳災之辭，歲日插於左右地而釘之”。不難發現，這個時候桃符出現了“祈福禳災”、“逢凶化吉”之詞等新的內容。再而後演化為含有對偶句的“桃符詩句”，如現在普遍被認為第一幅春聯，即五代孟昶所書“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一聯。宋以降，春聯書寫上由桃符變為紅紙，內容上也不斷豐富語境。及至今天，春聯以其喜慶的色彩、和諧對稱的形製以及美好的文字意蘊，成為海內外華人表達渲染表達節日氣氛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通過這種儀式化、習俗化的處理，春聯所承載和凸顯的正是個體對自己所屬群體的“記憶”，是關於“年味”、“鄉愁”、“團圓”等特定話語的象征關聯，也是鄉村道德情感與價值共識的根基。

     二、助推“倫理共同體”重構，激發鄉村治理文化軟效能

     鄉村治理是全麵鄉村振興的保障，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係。堅持法治是鄉村治理的底線，而用好中國鄉土社會特有的曆久不衰、傳承至今的“治理秘鑰”更是盤活“存量”、激活“增量”的一大寶貴資源，楹聯文化即是其中之一。

     （一） 鄉村“倫理共同體”與鄉村治理的內在肌理

      鄉村作為一個基本單位，是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等功能在內的“共同體”。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在傳統鄉村裏，維係這一共同體的關鍵就是“禮”，進一步講，是人們在長久的生產與交往中形成的共識性的價值觀念、精神訴求與道德理想，也即在精神與倫理上彼此依賴的一種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傳統鄉村所構成的“共同體”更應是一種“倫理共同體”。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紀在研究中國鄉村問題時曾深刻指出：“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這裏的“文化失調”就是舊的倫理規範的解構。鄉村在向現代社會轉型中，鄉村傳統倫理共同體內部道德規範與認同逐步減弱，在事實上存在“輿論失靈”、“‘麵子’貶值”、“沒有歸屬”等境況，熟人社會裏基於禮俗而自覺踐履道德規範的主體在絕大多數鄉村已然缺失，傳統的倫理共同體呈現出解構趨勢。正如馬克思強調：“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從人存在的二重性上來說，對道德的需要也是滿足人的社會性的客觀需要。不難想象，當既有的價值觀念、行為習慣被普遍否定與遺棄，沒有豐富的道德生活為依托，僅憑“法治”也隻是一副軀殼，鄉村治理便無從談起。

    （二） 楹聯文化傳承與鄉村“倫理共同體”重構的耦合性

     道德作為由經濟關係決定的社會意識，也是一種特殊的規範調節體係。從倫理學上來講，這種“規範”所依靠的就是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人們內心的信念來維係的。在這個意義上，楹聯文化傳承與鄉村“倫理共同體”的重構就具有耦合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首先，在目標指向上，楹聯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不論是語言現象還是民俗現象，均有著其賡續不斷的敘事傳統。它可以用來詠物抒情、以發襟抱，也可以砥礪自省、以期勉勵，還可以題贈吊挽、以寄幽思，甚至可以針砭時弊、以警世人等等，其目的均在於“明人倫教化”，促使人向往真善美，而非俗鄙的卑格。由此可見，楹聯文化符號發揮著道德規範與道德評價的作用。

     其次，在時空條件上，楹聯文化符號具有曆時性和擴布性的特點。千百年來，楹聯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傳承性，如特定的文字規則，適宜的時間、場域、內容、形式等等；在空間上為各民族所共享，融入到群眾生活中慶吊題詠的各個方麵。它所延續的正是大多數人的共同的“社會偏好”、“記憶符號”。而“儀式一經社會確認和確定，它的形式就轉變為一種社會的能量，製約著社會中的每一成員的觀念和行為”[]，由此強化個體對群體的歸屬感和向心力，產生對鄉村乃至社會和國家的情感認同。

     最後，在效應狀況上，楹聯文化符號表現出微言大義的精警性、語境寬闊的實用性、雅俗共賞的可接受性等等諸多效果特點，通過符號化的表達將道德規範內化為人們心中的道德情感認同，進而催發主體的道德行為，為個體道德的重塑與群體道德的協調與規範起到很好的傳播載體作用，助推鄉村“倫理共同體”的重構，激活鄉村治理的文化“軟”效能。

     三、賦予空間符號意義，實現鄉村旅遊內涵式發展

     鄉村旅遊是當下鄉村產業發展的一張火熱的名片，但火熱的背後卻暴露出“同質化”、“內卷化”的諸多弊端，一陣火熱過便歸平靜，究其根源，是缺乏有效的文化符號來鑄魂。而楹聯文化符號則正好在鄉村旅遊發展中大有用武之地。

    （一） 景觀是“物—符號”的二聯體，旅遊的實質是“符號消費”

     從符號學上來講，“景觀”是“物—符號”的二聯體，旅遊活動所圍繞的“景觀”，正是人為符號化賦予空間實體一定的意涵，再以商品化方式呈現給遊客觀賞與體驗，也即成為消費的對象，因此，“追尋攜帶某種意義的旅遊景觀才是遊客旅遊動機的關鍵所在”[]。吳恭亨在《對聯話》中指出：“山川祠廟，非借文人之題詠，即名勝亦黯然寡色。”此論斷可謂一語中的，亦切中此理。空有自然之“物”，而無人文意蘊，是不足以稱之為“景觀”的，引人入勝的恰恰正是“物”背後的符號意蘊。而一段時期以來，在部分“網紅”村鎮的帶動下，許多地方政府與投資公司都將目光聚焦於鄉村旅遊開發與打造。一時間，各種名目的旅遊村鎮奪人耳目，卻讓人無法駐足，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更遑論再度問津。而各式旅遊村鎮打造的大同小異，甚至出現照搬複製的現象，同質化、內卷化現象極為嚴重，景區打造儼然成了一種“標準化生產”。其背後的症結正在於，僅有空間資源組合的客觀“物”之表象，而缺乏人主觀感知的文化符號支撐。

    （二）在文旅融合中實現鄉村旅遊內涵式發展和文化保護傳承的“雙贏”

     在中國傳統園林營造技藝中，楹聯文化符號恰恰正是一不可或缺的元素，好的楹聯甚至可以成為“景眼”，與自然之物交相輝映，引人入勝。舉例來說，“泉自幾時冷起；峰從何處飛來”，董其昌所題西湖冷泉亭這一佳聯引來許多遊客駐足流連，甚至惹得俞樾夫妻及女兒三人爭相改以為回應，一時傳為佳話。類似的還有滇池大觀樓長聯、成都望江樓對聯、武侯祠“攻心聯”等等，莫不因楹聯佳製所營造出的豐富人文內涵而揚名。這些文化符號使得眼觀之象由實及虛，拓寬了景觀本身的藝術構境，使“人”在與“物”與互動中頓生遐思，觸發情感共鳴，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在當下，將楹聯文化符號融入到鄉村旅遊發展之中，一方麵可以深化景觀文化底蘊、提升旅遊產業品質，既可以深入挖掘當地流傳下來具有傳承意義的楹聯文化符號，加以保護和利用，也可以結合當地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曆史底蘊，創作具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楹聯，除了傳統的亭台樓閣之外，還可以融入到廣告、鋪麵、鄉村理念標語以及各類文創工藝品等等，進一步塑造符號化的地域標識和品牌影響。讓鄉村旅遊走特色差異化的發展模式，擺脫“觀光式”旅遊的尷尬境況，實現內涵式和可持續性發展的轉型與提升。另一方麵，對楹聯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最好的保護不是束之高閣，而是與時俱進，在創新應用中煥發其時代的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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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CSY21007）“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