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是“竹林七賢”之一，為人很有悟性和遠見，而尤喜老莊之學。他注解的《莊子》，闡幽析微，發蒙解惑，頗有獨到之處，正所謂“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晉書》）。據《世說新語》所載，向秀去世時，尚有《秋水》《至樂》兩篇的注解工作沒有完成，而他的兒子又太年幼，無法紹隆父業，所以他的注本就沒有廣為流傳。後來的郭象是個有才無德的人，趁機將向秀的文字竊為己有，並在此基礎上，補充注釋了《秋水》《至樂》兩篇，又替換了《馬蹄》篇，其餘文字則隻是稍作文句改動，便當成了自己的注本。隻是沒想到向秀還有另一個副本，後來發現了，才知道向、郭二人的內容是基本一樣的。對於這一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學界曆來有所爭議，說法不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郭注從向注中吸收了非常多的內容。也有學者把能搜集到的注文經過仔細比對後，認為《晉書》所言郭象“述而廣之”的說法是相對客觀的。  

向秀和嵇康、呂安的關係都不錯，時不時和嵇康在大樹下打鐵造件，你一錘我一錘，錘成了知心的鐵哥們，又或者和呂安一起在山陽務農，從事田園澆灌的農活，你一勺我一勺，澆出了友誼的小花朵。三人既以此為樂，也以此謀生，堪稱患難之交，但彼此間也會進行學術探討和切磋，有時候也會針鋒相對，互相砥礪。比如向秀想注莊子時，嵇康一開始是很不以為然的，而嵇康在寫《養生論》後，向秀也曾予以詰難，以致嵇康後來又作了一篇《答難養生論》來反駁。這些詰駁並沒有影響到他們之間的純真友誼，但是從中也可看出二人在思想觀點和價值取向方麵的異同。例如嵇康向往神仙修道之術，篤信如果導養得理、能盡性命的話，可以至少活到幾百歲甚至上千歲；他強調要“慎眾險於未兆”（這與《黃帝內經》裏“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同時主張“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認為名位傷德，應該忽而不營，厚味害性，最好棄而不顧；強調“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並提出養生“五難”之說。相比之下，向秀則以為幾百上千歲的壽命是沒有實證的無稽之談，他認為“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隻不過當節之以禮罷了。換言之，人生而有欲，讓欲望得到合理的宣泄，才是自然之理，如果一定要棄情絕欲，那是違反天理人性的，再者，人生如果變得和木石一樣，索然寡味，了無歡樂可言，縱然萬壽無疆又有何益呢？

客觀地說，兩人觀點皆有可取之處，但在方向上，嵇康偏於理想，甚至有些極端和絕對化，而向秀則更注重現實與融通。在“節製欲望”這一點上，其實二人是相通的。向秀主張對待欲望，要節之以禮，追求富貴，要遵守道義，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縱欲，而是節欲。嵇康說聖人“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旗，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主張的是榮辱如一，“不以榮華肆誌，不以隱約趨俗”，他不反對自然的本能欲望，但反對人為的智巧追求，“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或者不妨說，嵇康更多是從個體內在的修為來談的，是釜底抽薪式的，但人與人之間差異很大，很難一律強求、一蹴而就，而向秀則更多立足於社會與人性的現實來談，是疏導引流式的，於大眾層麵更有可行性。所以，向秀在嵇康和呂安遇害之後，能夠對現實妥協，願意應征以保全性命。晉文帝司馬昭問他：“你不是素有隱居的誌向嗎？怎麼還是出山了？”向秀說：“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晉書》）認為巢父和許由不懂帝堯的深心，不及他的境界修為而不值得羨慕，恐非向秀的簡單敷衍之辭，何嚐不是他自身思想的體現。雖然如此，但他內心同樣明白現實的難以作為，所以，即便後來升任黃門侍郎和散騎常侍，也無心世務，在朝不任職，隻圖有個容身之所，做做樣子，刷個存在感而已。                

《思舊賦》是向秀流傳下來的唯一一篇賦作，一般認為作於嵇康死後，向秀應征入洛的返程途中。從文中“日薄虞淵，寒冰淒然”“瞻曠野之蕭條”等句看，作者遊曆山陽嵇康故居的時間應在秋冬季的某天日暮時分。山陽離向秀的老家河內懷縣（今河南武涉縣西南）並不遠。在序言中，作者認為嵇康誌遠而疏，呂安則心曠而放，對二人的被害，迫於當時形勢，寫得比較隱晦，僅僅用“以事見法”四字帶過。作者佩服嵇康的博學多才，對其臨終時索琴而彈的那一幕印象尤其深刻。據《晉書》記載，嵇康被押赴刑場時，有太學生三千人為其請願，要求當局赦免他並讓其執教太學，當局沒有同意。於是，“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嚐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嵇康臨終之際，從容自若，視死如歸，這份淡定超脫的氣魄震撼了世人，也讓向秀刻骨銘心。唯一讓嵇康感到些許遺憾的，是他當日一時的吝惜，以致廣陵絕響，後繼無人。而向秀重遊山陽故居之際，剛好鄰舍有人吹起了笛子，嘹亮的聲音引發了他無盡的追思，想起從前一起遊樂宴飲的情景，而今人去樓空，無限感慨，於是寫下了這篇賦文。“山陽聞笛”也從此成為了懷念故友的經典文學意象。                

賦文正文並不長，隻有156字，通篇以抒情為主，意味雋永。“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餘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曆窮巷之空廬”，這幾句交代的是作者從奉命入洛到返程停駐山陽舊居的整個經過。之後，作者開始觸景生情：“歎《黍離》之湣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黍離》乃《詩經》中的名篇，是周大夫途經故國宗廟宗室時，看到遍地禾黍後，憫懷周室覆亡之作，其中的“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已成千古名句。而《麥秀》即先秦古歌《麥秀歌》，是箕子經過殷商廢墟時，目睹荒敗景象後的感傷之作。兩者都是前朝舊臣懷悼故國的作品。向秀之所以借古詠今，是有深意的，因為東漢的末代皇帝漢獻帝劉協被曹丕逼迫退位後，受封為山陽公，山陽是其封地，所以也就具備了前朝的政治象征意義。尤其在魏晉政權更迭之際，於山陽思舊，懷的不僅是亡友，想必還有故國吧。                

“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托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複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李斯當年在刑場向著兒子感歎道：再也不能和你一起牽著黃狗出上蔡東門去追兔子了！將死之際，一生閃過，最懷念的還是從前最簡單的那些快樂時光。與之相比，嵇康臨刑之時，回顧人生，他所留念的是曾給他帶來無限寄托和慰藉的琴藝。李、嵇二人所樂，一個是田獵，一個是彈琴，品味和誌趣之高下固然立判，人格之差異也於此可見一斑，但此處，更多應該還是對生命現象本身的一種同感觀照，而非如有的學者認為的比擬失當。一句“寄餘命於寸陰”看上去有點苟且偷生得過且過的味道，倒也說出了作者的真實心態：曾經滄海難為水，人生再無知音，就算我應征出山，也並非因為貪慕世間的榮華富貴，隻是基於求生的本能而已。他的這篇賦文，何嚐不是向逝去的朋友表明自己的心跡呢？而他也最終用“容跡而已”的行動證明了這一點。               

 至於被孫登準確預言過命運結局的嵇康是否能認同向秀的做法，就不好說了，畢竟嵇康雖有雋才，但是終歸性烈。曾經無話不談的摯友山濤隻是想舉薦他代個職，他都能立馬翻臉不認人，毅然決然地寫了一封《與山巨源絕交書》來與之劃清界限。在文中，嵇康不僅列舉了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等九大毛病，還大罵山濤：你自己喜歡吃臭腐的東西也就罷了，但不要拿死老鼠來惡心我啊！嵇的傲慢和褊狹也可見一斑。但無論如何，他總算還是有幾分自知之明，並且從臨終時他對幼子嵇紹交代的一句“巨源在，汝不孤矣”，也可以看出他內心對山濤的人品還是有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