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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律詩“一體兩用”及其意義

2020-06-17 21:24:03王國仲湖湘楹聯 0條評論

 “一體兩用”是我閱讀《中國楹聯大辭典》時接觸到的。這部詞典是1991年1月出版,計200餘萬字,主編為裴國昌先生。這個詞出現在該書“理論篇·楹聯學概論”的第二章“對聯規則及對聯的邏輯思維”裏,在論述“對聯與春聯”一小節時,例舉了兩例唐人酒令,並稱它們是“標準的對聯”、“趣對”,接著寫出一段話:“根據現有的大量對聯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對聯是從唐詩派生出來的,為數眾多的集句聯,是從唐詩對偶句中遴選出來的,事實上唐詩與對聯是“一體”兩用,即整篇(首)稱‘詩’,摘出對偶句來單獨使用稱‘聯’,集詩句聯,是文人雅士用作社會文化交往的一種最簡單的方法。當時,甚至沒有人將它作為實用文體,寫在商店裏(即後來的行業聯)和刻在或掛在古跡上(即後來的名勝聯)。在唐代對聯被稱為楹帖或對句。在五代以前的各種典籍中,沒有‘對聯’這個名詞。被後人習稱為春聯之祖的五代後蜀主孟昶,將楹帖寫在桃符上,春聯才正式問世。”這段話內容比較豐富,說出幾層意思來。但對我啟發最大的是“一體兩用”四個字。我理解,這段話明確指出對聯和唐詩的關係:唐詩派生出對聯,雖然前麵加了“在很大程度上”的狀語,不十分肯定,但語意還是明白的;派生的路徑及其形式是摘句聯、集句聯;“一體”是指唐詩,“兩用”,指用作詩歌和對聯,對聯是摘句聯,即“摘出對偶句來單獨使用稱‘聯’”,我理解,這裏的“聯”,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律詩中的“律句”和“律聯”;集詩句聯亦即摘句聯的實際用途是社會文化交往,但“甚至沒有人將它作為實用文體”來寫刻掛,還指出唐代尚沒有“對聯”的名稱,這種對聯當時稱作“楹帖”或“對句”,點明它和“春聯”的關係。

     本文就“一體兩用”展開論述,談一下自己的看法,做幾點論證,至於文內論點是否站得住腳,提法是否有偏頗,論述是否得體,還望專家學者指正,期望就此與大家共同探討。

    我寫這篇文章的主導想法是:唐詩和對聯並行走過了孕育、興起、定型、發展以致興盛的過程,而唐代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發展期,使得唐詩和對聯經過孵化、演化、蛻化諸階段和多形式、多路徑前行,共同走向繁榮;曆史大跨度的唐代是近體詩特別是律詩的創立期,而且是興盛期,唐詩中的“律聯”同時也是對聯中的“律聯”;律聯的出現,比春聯的曆史向前推進了數百年,亦即將對聯的曆史提前了幾百年;在唐代,在由律詩轉化而來的摘句律聯和集句聯而外,獨立創作的合律的五言、七言以及多言對聯也已出現,並在社會生活中開始使用;“律聯”在唐代以後,創作經久不斷,成為對聯的一個單獨品類,稱得上對聯創作發展史上的“長跑冠軍”,而且在諸多具體對聯體式中起著骨幹分句的作用,“律聯”的存在形態呈現“一式雙兼”,既是對聯大家族中的一員,一個單獨種類,同時又是其它聯式的重要構成成分;唐代是我國對聯產生、發展的重要時期,就律聯而言,唐朝可以成為我國對聯創作的第一個繁榮期。

從聯句到摘句再到律聯

    唐之立國在618年唐高祖開國,907年唐亡於後梁,共289年。唐朝之前的有長久曆史的是漢朝,漢朝五言古體詩興盛,而唐朝五言律詩、七言律詩興盛,漢唐同為我國詩歌史上重要發展時期。

     唐代詩歌最輝煌的當數近體詩。近體詩是與古體詩相對的名詞。近體詩分絕句和律詩。絕句有古絕和律絕之分,五言絕句和七言絕句,二者分別有古絕和律絕的體式。律詩包括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和排律三種。絕句則有五言律絕、五言律詩、七言律絕、七言律詩和排律五種體式。還有一個連帶概念,就是格律詩,格律詩包括律詩、律絕、長排。絕與律的區別首先在於句數,絕是四句,律詩八句。古詩和律詩最大區別還在於格律,“律詩”之“律”指的是“格律”,特定的一套規則,主要有平仄格式、對仗要求。古體詩有自己的規則,律詩有自己的格律。律詩的格律明顯不同於古體詩規則,一般以對仗和平仄格式來做區別的標誌。

唐詩律詩律聯的數量基本情況。

     古人把律詩的第一二兩句叫做首聯,第三四兩句叫做頷聯,第五六兩句叫做頸聯,第七八兩句叫做尾聯。一般要求頷聯、頸聯對仗,也有首聯參加對仗、尾聯參加對仗,還有隻有單聯對仗和四聯全對仗。律絕對仗,也有四種情形:前兩句對、後兩句對、全對、全不對。排律要求,除首、尾兩聯外,中間各聯都要對仗。對聯較簡單,無論多少個分句結構而成的對聯,也可以轉述為無論多少字構成的長度的對聯,必須對仗,屬於完全對仗形式。本文所說“律詩”是指帶有對仗的格律詩,包括了律詩、律絕、排律。

    唐代律詩的數量如何?近讀《文彙讀書周報》刊載的陳尚君《存世唐詩之多少》介紹,清編《全唐詩》存詩49403首,經過全麵校錄,去重補遺,大約估計唐詩今數在53000首上下,絕對可靠者大約略過五萬首。這其中有多少律詩呢?因沒有查到具體數目,特引錄沈祖棻所著《唐人七絕詩淺釋》引用的數表及其分析來予以說明。

體 裁                    時     期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五言古詩      663        1795     2447       561

七言古詩      58         521      1006       193

五言律詩      823        1651     3233       3864

七言律詩      72         300      1848       3683

五言排律      188        329      807        610

七言排律                 8        36         26

五言絕句      172        279      1015       674

七言絕句      77         472      2930       3591


    所引係施子愉就《全唐詩》中存詩一卷以上的詩人的作品加以統計,製成上表。沈祖棻指出:“大概地說,漢魏六朝是五言古詩獨盛的時代。唐代是五七言古近體詩,即古詩與律詩、絕句並盛的時代。但由於律詩、絕句是唐代新成熟的詩體,還加上下麵還要談到的其他原因:例如唐代考試用五言律詩、樂府歌詞多用七言絕句等,所以唐代律詩、絕句的數量,就大大地超過了古詩的數量。”她根據上表指出,唐詩中最多的是五言律詩、七言絕句、七言律詩三種,五言律詩9571首,如果再加上五言排律就有11505首。七言絕句共計7070首。七言律詩共計5903首。由於這個統計數字的根據隻是存詩一卷以上的作品,合計隻有33932首,實際上僅當《全唐詩》的總數48900餘首的68%左右。她還指出,那些存詩在一卷以下的詩人們的作品,其形式也多數是律詩、絕句,所以,大概律詩和絕句的百分比還要高些。她這裏講到的律詩和絕句“是唐代新成熟的詩體”,所以絕句應是律絕,裏麵肯定含有一部分帶對仗句的絕句。由此推算,律詩占唐詩總數的三分之二強是沒有問題的。據此再粗略推算,律詩中的律聯當是很大一個數字了。僅以每首律詩有兩副對仗聯計算,表中的五律、七律中的律聯即達到約2.4萬副。

    唐詩律聯存在形態和流布傳播形式——聯句、摘句。

    聯句可以說是律詩律聯的初始形態。“聯句”作為文體概念出現比較早。聯句被列為做詩的一種方式,兩人以至數人輪流出句,相銜成詩。傳說從漢唐就有了聯句詩。晉宋時已不少人作詩用“聯句”。以後相沿成習,聯詩聯句成為文人雅士聚會時最常見的風雅之舉。唐代用聯句作詩的更多,趙翼《甌北詩話》:“又如聯句一種,韓、孟多用古體;惟香山與裴度、李絳、李紳、楊嗣複、劉禹錫、王起、張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創體。”聯句作詩初無定式,每人句數韻數加以設定,大家依限依次而作。一般少的一人一句,多的一人四句,後來習慣於用一人出上句,繼者須對成一聯,再出上句,輪流相續,最後結篇。吳承學、何詩海著《古代文體學要籍敘錄(二)》,在論述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文體論內容時,指出“詩分四言、五言、三六雜言、離合、回文、聯句等”,清王兆芳撰《文體通釋》,將古代文體分為“修學”與“措事”兩大類,另有禮辭、聯句2體,流通君上、臣下之事。筆者聯想,唐代律詩可比喻成牆,它的對仗聯可比喻成磚,是先有磚呢,還是先有牆。如果先有磚,那磚打哪兒來的呢?是否從聯句來的呢?一人一句,出句對句,如此作律詩,與作對聯多麼相像啊。據資料,聯詩聯句一體自西漢起始,晉代多有人用,唐代運用更多,以後一直沿用不絕。

    摘句,就是把一篇作品中特別精彩的句子摘出來單獨使用。程千帆先生在《關於對聯》一文中說:將一篇作品中特別精彩的句子摘出來,單獨加以賞析,此風起於六朝,盛於唐。近讀2006年第6期《文史知識》所載一篇論說《千載佳句》的文章,有些新啟發。《千載佳句》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唐詩名句選,是由日本人編纂的唐詩名句選。全書以兩句一聯的摘句形式,共選唐詩七言佳句1083聯,涉及作者153人,按四時、時節、天象、地理、人事等15部、258門分類編次,句下注明作者及詩題,編纂者是日本平安時代中期的漢學家大江維時(887-963)。文章作者宋紅從中淘寶,發現了四首尚不為人所注意的唐詩逸句,在我讀來,幾可做對聯看待:穀鳥猶銜天樂囀  池荷尚帶禦衣香(無名 無題);共向月中分桂後  別從天上領春回;(趙嘏《成名年賀楊嚴別業聖將擢第》);萬戶歌鍾清禁近  九天星月碧霄寒(盧栱《和胡金吾寓直》);三秋別恨攢心裏  一夜歡情似夢中(白居易《行簡別仙詞》)。可不可以這樣說呢:這種所選唐詩佳句(尤其是對仗聯),就是對聯的先聲,對聯的前身;進一步說,對聯是從聯句脫化而來,換一種更為形象的說法,聯句是為對聯搭起的一座最為近便的橋梁。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宋紅校訂的《千載佳句》一書,為寫作此文,筆者網購一冊,閱讀感到,其中所選聯句大多數為對仗聯句。

    我對1083聯做了分類統計,律聯860聯,占總數的80%;非律聯222聯,占總數的20%。有趣的是摘白居易570聯,占總數的53%,一半還多。數量排在其後的有:元稹65聯,許渾34聯,杜孝標30聯,杜荀鶴20聯,劉禹錫19聯。而杜甫才6聯,李白3聯。這裏的律聯占比高出上麵提到的律詩與《全唐詩》占比68%。

    宋紅在《千載佳句》“整理說明”中解釋大江維時為什麼要編纂《千載佳句》時介紹說,大的背景是,自九世紀初起,“漢風”靡漫日本文壇,《千載佳句》二卷,正是應日本詩人規摩漢詩的需要而分類編纂的一部漢詩集句大成。具體原因是,當時的日本上層人士在社會交往中引用、套用唐詩,特別是白居易詩的現象相當普遍,即情即景地吟詠唐詩成為日本上流社會的一種時尚,為趨從從這種時尚,尋找捷徑學習唐詩者大有人在,這當是《千載佳句》應運而生的直接原因,或許也是《千載佳句》隻摘聯句,不選全篇的原因之一。此外,《千載佳句》的摘句形式還應與日本傳統歌詩和歌的藝術形式有關。這裏說明了日本社會需要一個方麵,我想,另一方麵,應該和白居易和他的詩相關。白居易(772年-846年),中唐著名詩人。他的詩集,去世時估計存詩3330首,今日存世1458首。《千載佳句》編纂時間(897—966),相當於唐末至五代,相較李白、杜甫,白居易要近些。據分析在唐朝當時,白的名氣要比李、杜大。他提出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詩歌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裏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在百家講壇講白居易的莫礪鋒教授在所著的《莫礪鋒評說白居易》一書中說:“白居易是繼李白、杜甫之後最著名的唐代詩人,他的作品擁有最廣大的讀者群,在當時就流傳四方,甚至遠至海外。”還說到,白居易的詩歌受到日本、新羅等東亞鄰國的高度重視,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的地位甚至超過了李白和杜甫。

    宋紅在《整理說明》中說:“順便提及:摘句形式可以說遠祧漢人賦詩,發軔於梁代鍾嶸《詩品》。”“鍾詩品”常摘出作家秀句,以涵蓋其創作風格。至唐代,《河嶽英靈集》、《中興間氣集》與作者名下作品題詩亦多拈其警句;張為作《詩人主客圖》,更創摘句為圖之格,然上述之書的摘句形式非常隨意,一句、兩句、四句、全篇,諸式並舉,且並不以選句為主旨,故選句亦不成規模。主旨明確、格式統一、裒集成冊、蔚為大觀的選句,當以《千載佳句》為第一書。在此意義上,《千載佳句》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曆史價值和文學價值。”

詩歌律化的產物——律詩律聯

     律詩律聯在唐代成型並蔚成大觀,主要以它為標誌的“唐詩”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座高峰。文學史將唐詩發展分初、盛、中、晚四個時期。一般是以高宗元年(六一八)到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約九十餘年,為初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三)到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約五十餘年,為盛唐。由代宗大曆元年(七六六)到敬宗寶曆二年(八二六),整六十年,為中唐。文宗大和元年(八二七)到昭宣帝天佑元年(九0四),約七十餘年,為晚唐。初唐,詩歌在“永明體”基礎之上進一步完善詩律,開創了新詩體——律詩律聯在內的近體詩,五律呈現詩人輩出創作輝煌的景象。盛唐,近體詩完全成型,李白、杜甫等著名詩人批量湧現,創作成果豐碩,七律勁健高歌,促成後世難以企及的詩歌高峰。中唐以後,近體詩發展時起波瀾,有冷有熱,到七律大家李商隱崛起,局麵乃為之一變,把律詩推到藝術新高峰。

    任喜民在其所著《對聯藝術》一書中寫道,對聯與律詩唐代中期以後,形成了文學史上稱為近體詩的“律詩”。律詩不僅對詩中的對偶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而且形成了固定的位置,它使對偶在詩歌中更加藝術化、係統化和理論化。及至此時,對聯也就隨著應運而生。一些研究家認為,對聯是律詩的演變,是有道理的。將對聯與律詩中對仗的中間兩聯相比,除了在字數的要求上不同,不像律詩中隻有五言或七言以外,其餘對仗(對偶)的形式、要求,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律詩由五言而到七言,對聯也是由開始的五言居多發展到七言居多。後來,才發展得更加靈活、自由一些。

    據鄭家治在《古代詩歌史論》中介紹,近體詩對齊梁體的改造主要有三點,有加有減有規範和完善,而這三點對律聯均大有益處。一是對齊梁聲律規則加以改造簡化。齊梁聲律論主張“一簡之內,音韻盡殊”,意在以漢語四聲來彌補誦詩音樂美的不足,但一句詩四聲完全不同卻難以實踐。漢字平聲字數量約等於上、去、入三聲。唐代近體詩對齊梁聲律論的改變是將四聲二元化,以平聲為平,以上去入三聲為仄,將四聲簡化為輕重、低昂為特點的平仄兩大類。這個簡化大大便利了律詩律聯協調聲調,意義重大,平仄之分一直沿用下來,並由詩擴大到詞曲。二是對律聯聲律規則加以發展。齊梁體聲律隻講“對式”,不講“粘式”,解決了一句內和一聯內的聲律規則,有錯雜平衡與對比平衡,但聯與聯之間的“粘”沒有解決,完全重複,顯得單調板滯。唐近體詩聲律既講“對”又講“粘”,達到了聯與聯之間相似相應而平衡,使四句詩至少出現三種不同平仄句式,八句則各種句式一般重現兩遍,如此便“顯出錯綜、平衡、對比、變化、和諧之美。”粘式使得律聯多了一種體式。五言律聯有了仄起、平起兩種:“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和“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七言律聯亦如此,有“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和“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三是對用韻、對仗及篇章加以定型。首有定句,四句者為絕句,八句者為律詩,十句及以上者為排律;句有定字、定韻,定字即每句五字或七字(六言詩例外),定韻即通首押平聲韻,雙句押韻,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使朗誦時可以吟出餘味,造成一種對比呼應嚴整平衡之美,絕句及律詩首尾聯對仗與否視情況而定,一般不對仗。

    這三點之外,鄭家治在書中介紹,唐近體詩還在詩句詩化即追求凝練美、意境美等方麵下功夫。最突出的是以音頓為單位,在平仄音韻之美外另有一種節奏美,即五言詩句為二三句式,可分為二二一或二一二句式;七言詩句為四三句式,可分為二二一二或二二二一句式。如違反了這種句型,成了三二或三四句型,稱為“折句”,實際上是散文句式。偶有一句或一聯,顯得新鮮,有一種傲峭之美,但如多了則吟誦起來不順暢,故古代違反詩化句式而專寫“折句”者不多。這種詩化節奏句式與漢語雙音節詞為主、單音節詞為輔大致相配合,既有雙音音頓的整齊平衡(尾三字以前部分),又有單音音頓平仄(倒數第一字或第三字)的重要性而將其固定,詩中盡量避免同字(尤其是對仗句),使詩歌的容量加大,且在此基礎上追求意境美和凝練美,使近體詩在形式與風格上與古體詩有著明顯的區別,對後世詞曲的語言風格,尤其是文人詞曲產生了直接而有巨大影響。這裏介紹的節奏句式成為律聯的基本句式,也是以後發展的七言句對聯的基礎音頓格式。

    總括說來,律詩律聯都是中國詩歌律化的結果,沒有這個同步律化過程,就沒有律聯成為律詩的核心組成部分這個必要條件;七言句是是律詩律聯定型的基礎條件,兩句兩行形製是律聯定型的關鍵因素,四聲分平仄兩聲是律詩律聯的重要環節,粘對規則是律詩律聯基本格式構成要素。

     一體兩用,從具體意義上理解,應該理解為,唐代律詩的對仗聯既是整首詩中的律聯,同時也可以成為獨立的對聯意義上的律聯,就是說,律詩的律聯已成為獨立文體,或者說已是對聯的一個具體體式。文體是曆史概念,應曆史地客觀地去看待。縱觀中國對聯發展史,唐代律聯應是對聯發展鏈條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換個說法,五七言律聯在唐代應運而生,領諸多對聯品類之先,律聯格律後來成為對聯格律的基石。

律聯是對聯成熟最早的一種體式

     郭紹虞在《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中指出:“漢語詞語以單音節詞語與雙音節詞語為最多,律體中的音節,所以始於五言,終於七言,就因為五七言句最適合利用這種單雙音的語詞以成句。尤其是七言律,可以說達到了漢語運用聲律的頂峰。”七言句,可以說是黃金字段。鄭家治在《古代詩歌史論》中談到一位美國心理學家一篇文章,指出文中通過大量的味覺、聽覺、視覺的實驗材料證明人的瞬時記憶能力總在七加二或減二之間擺動。中國古典格律詩經過漫長的發展,形成了五七言句的句式結構,絕不會是一種心理學上的巧合。可以說五七言詩句既能表達完整意思,又符合瞬時記憶規律,故最受讀者歡迎。

     鄭家治還從對偶方麵深入分析五七言句和聯。從作者角度講,近體詩以句為表意單位,句之上有聯,律詩中二聯必須對仗,造成一種嚴整、對比、平衡之美,對仗句常為一詩之警策,故作者最喜歡推敲以成佳聯。從讀者的角度講,五七言詩一句是一個記憶組塊,可以瞬時記住。由瞬時記憶到長時記憶過渡有一個重要環節,即聯想,對偶聯想便是一種重要的聯想記憶方法。就是說一聯隻是一個比一句稍大的記憶組塊,比分別記兩句要快得多。漢語裏麵為人所熟知熟記的對聯、謎語、諺語、歌謠多是對偶,便是利用聯想記憶以加快記憶速度並縮小記憶難度的體現。近體詩的聲律是以一句之內平仄相間、雙字異聲為基礎構成律句,形成對比平衡交錯之美;一聯之間平仄相對,形成對比平衡之美;兩聯之間平仄相似,形成回環之美。這種富有規律的音律聲調變化的語言比呆板平淡的語言更有音樂美,更容易記憶。聲律與五七言詩句前為雙音節奏、後為單雙音結合的三字尾的句式合為一體,則將漢詩的聲律節奏之美發揮得淋漓盡致,很適於吟誦與記憶,總體加深了近體詩語言的詩化。平仄聲律及節奏之美有利於記憶還可以從四字成語流傳之廣得到驗證。一句話,近體詩是根據漢語特色而從篇製、對仗及音韻等方麵詩化的詩歌體式,是最規範精致的詩歌體式,詩化產生意境美、形式美及易於吟詠記憶的特點是優於詞曲及古體詩的特色,

     五七言句對聯是中國對聯發展的必經之路段,是中國對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亦是不可缺失的一種體式。但反觀成文的中國楹聯發展史記,很少有這方麵的論述和記錄。有的在給對聯按字數分類時,隻是提到有五言聯、七言聯而已。進入新時期之後,對對聯發展史的探討活躍,關於對聯起源、產生、發展各時段的講述眾說紛紜,尤其是起源及產生期幾乎從先秦到五代每個時代都見有表述。傾向於唐代的產生說時有所見。例如,王石就說:“隨著格律詩的產生和發展,隋唐時代當是對聯形成和發展的時期。當時的文人墨客往往將律詩“‘警策之句、精彩之筆’凝注在‘對句’上,發生了‘摘句欣賞評品’的風習;至於唐代許多大詩人都有名聯佳對遺世,就更是證明。”但真正確認列舉的唐代聯作不多。近些年陸續見到一些“唐代對聯”,例如,今年3月27日“中華楹聯公眾號”刊出一文,介紹福建霞浦縣誌所載唐朝對聯。文中說,福建霞浦是閩東最古老的縣邑,建縣於晉太康三年(282),是中國楹聯最早傳播地之一。早在唐代鹹通、乾符年間(860——879年),民國版《霞浦縣誌》有陳蓬題於後岐居所二副聯:“竹籬疏見浦;茅屋漏通星。”“石頭磊落高低結;竹戶玲瓏左右開。”形象地描述了當時的居住環境。唐乾符進士林嵩,霞浦赤岸人,未第時讀書於禮沃靈山草堂,與陳蓬有詩文之雅。其言誌聯曰:“大丈夫不食唾餘,時把海濤清肺腑;士君子豈依籬下,敢將台閣占山巔。”是有據可查我國最早期楹聯之一。民間以口頭相傳的宮廟楹聯亦不少。如始建於唐代鬆山侯王宮聯:“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國正大興懷國士;忠猶不減念忠臣。”此聯在古廟相繼流傳,因其聯語極佳,且易於記誦,故能流傳至今。唐聖水寺聯:“一弘聖水從天降;五朵蓮花著地生。”這些對聯,一副是五言聯,一副是由兩個七言分句組成的十四言聯,其餘四副均是七言聯。如果能夠確認這些聯是唐代對聯,則具有一定說服力 ,唐代已產生對聯,且以七言聯為主,說明五言律聯、七言律聯以獨立創作和應用,意義十分巨大。但以迄今為止數量有限的聯作來證明唐代是對聯的早期繁興期,顯然還顯單薄。因為繁興期,需要有批量聯作出現並傳布,有足夠數量的作者群以及代表人物出現,且創作應有一定的持續期。這些對聯的認證的出發點,很大程度上,我想是根據它們的存在形態,題存於居所、宮廟。這裏牽涉到對聯屬性問題,它影響到對律聯體式的認定。如果將律聯納入早期對聯範疇,那麼一些問題就迎刃而解。

    “對聯”作為一種體裁及文體的名詞,據說出現在宋代,但類似的對聯作法的提法在唐代就有了。例如唐元稹 在《敘詩寄樂天書》中提及“屬對”:“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 再如《新唐書·文藝傳中·宋之問》:“ 魏建安後汔江左,詩律屢變,至 沉約、庾信 ,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 律詩開始把對偶形式嚴格定義為“對仗”,而這點對聯與之相同,也將對偶形式稱為“對仗”。唐以前,駢文講“對偶”,劉勰《文心雕龍·麗辭》裏就出現一些對偶的類似語詞,如“成對”“聯辭”“麗(偶)句”等。

    由於對對聯屬性的認識不同,對對聯的定義多種多樣。有的是從不同角度加以定義的。《現代漢語詞典》對“對聯”的解釋是“寫在紙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頭上、柱子上的對偶語句。”該解釋是針對兒化的對聯一詞,從對聯兒和書法結合藝術加上載體與存在形式來加以定義的。《辭海》將對聯轉釋“楹聯”:“懸掛或粘貼在壁間柱上的聯語”,它近似於上麵的解釋。現在“對聯”多數的定義基本要素包括:首先是文學或藝術體裁,或者說是一種文學藝術形式,是一種文學體裁、文學樣式;其次是對偶或對仗,還有平仄格式。這就和詞典辭海的解釋有了分別,是否可理解為狹義解釋和廣義解釋。

    對聯發展史,以前認識較統一的是,五代孟昶時期出現春聯,宋代春聯普及,明代對聯體式多樣化應用範圍擴大,清代是對聯發展高峰期,甚至有人建議,把對聯列為清朝文學標誌。縱觀唐以後對聯發展,七言聯也發生嬗變,整個對聯藝術更是大幅度變化更新。對聯創作與詞、曲和駢文等融合融通,七言聯音頓格式增多,三四以至七言內部的任意音頓組合都出現了,領字也進入了;七言聯作為分句成份,組合到八言以上聯中,形成四七、五七、六七、七七等聯式,在長聯裏七言聯亦多見。對聯具體體式接連出現使用頻繁,題聯、贈聯、賀聯、挽聯、壽聯、婚聯以至格言聯、景物聯、行業聯等等品種繁多,愈見豐富。

    發展到當代的對聯之特征點作一下簡單歸納:

    對聯創作對象的範圍擴大。當代的對聯創作,我覺得首先是文字聯的創作,就是通常所說的文學文字聯創作,主要用來閱讀欣賞,在此基礎上再行二次藝術加工製作,或書法、或雕刻等,主要用於展示。這種過程和形式不同於唐代了。

對對聯特征和歸類的認識一直是一個議論不止的話題。我所讀到的書就有多種歸類,有歸小品(文)的,有歸詩(詞)的,有歸實用工藝美術的和裝飾藝術的,有歸民間文學的,有歸俗文學的,有歸藝術雜技的,有歸社會生活實用知識的,近些年出版了不少包含對聯作品及其知識的社交、禮俗方麵內容的書籍。過去中國文學史一般不將對聯列入,對聯在純文學史上是掛空檔的,進入新時期才出現要求對聯入文學史的呼聲。

    爭論較多的是對聯的文學性、實用性問題。實用性,一般是指實際使用價值。對聯的實用性,是指對聯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使用價值,它既能滿足人們的審美感受,又能滿足人們的實用需求。實用需求是多方麵的,譬如作禮物,對聯書法用於賀、贈、題等用途,用於婚、壽、喜、挽等場合,用於商業以及宣傳、裝飾門麵堂屋,綴飾公共場所設施、建築和名勝景觀。參加第二屆全國楹聯宣傳工作會議,參觀一所小學,對聯氣氛十分濃鬱,小學生們作了許多嵌名聯,寫於紙板從棚頂懸吊下來,任由品讀。這樣的活動也是對聯的實用一例。一次去金門島附近遊覽,所乘遊船隨處可見對聯,短聯刻於欄杆、門邊等處,不大的船足有數十副之多。北方南國,使用最多最廣泛的還是春聯,出遊的話,到處都有紅紙金字點綴城鎮鄉村,一年四季觸目可及。對聯何以“實用”?一者源於對聯的內質和特性,二者來源於社會需求。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並統一於審美。對聯作為一種獨立文體,稱得上是最精短的文學體裁。而由它的對仗以及講究平仄格式又帶來和諧、對稱等優長。最為突出的是它的篇章結構——上下聯,獨一無二的形製,正應了“一分為二”,又“合二而一”,完全符合“對偶互補”的美學原則。汪正章所著《建築美學》書中說:“什麼叫‘對偶互補’?對偶者,對稱、對立、對應之謂也;互補者,即對應雙方的補足平衡,相得益彰。它們幾乎無所不在地蘊涵在一切美的對象之中,由此交織成美的大千世界。”上述特點,使得對聯不僅獨立呈美,而且使得它和書法、雕刻等相結合,更加廣泛地“益美”於廳堂亭榭廟寺舟船等處所。除對聯而外,很難能再找出同一作品可分列展示呈現的藝術類別。它用到中國傳統建築的廊柱上,和飛簷鬥拱相諧,以語言文字營造建築物的文學語場,或畫龍點睛,或裝點啟示,或綴飾補美,發揮文學的間接性、聯想性、擴散性的意義,獲得某一人群在情誌、情趣上的共同振蕩和聯想,這就是對聯的“實用”意義所在吧。

     總而言之,對聯從律聯開始的的發展和流變,包括它的體裁與體式的演變,呈現出諸多特點。社會生活對對聯需求擴大,對聯藝術深入介入和融於生活,服務於生活。對聯作者和受眾逐步平民化、群眾化、大眾化。對聯內容隨時代逐步更新。對聯美趣從文人群體逐漸向平民之俗趣過渡。對聯形成大家族,諸多體式,分派用場,呈現雅俗融容的審美趣尚。不同體式辭采隨勢而動,與具體體式相適應,不同具體體式風貌有別,各有其風貌。對聯與書法等藝術結合,美化、裝飾生活,對聯的實用價值增大。但同時文字聯也擴大流行。對聯審美日趨雅俗共賞。由於語言語音流變,平仄劃分轉而平分陰陽、入聲消失,再到現代漢語拚音方案推行,聲韻有所改變,對聯創作平仄格式施行新舊聲“雙軌製”。語體演進,由文言而口語化,近代白話代文言成通用書麵語,白話聯在數量上占主要地位,文白相間的對聯亦有所見。對聯功用範圍擴大,名勝聯、商用聯、寺廟聯、行業聯增多。對聯言辭文質並重,漸趨質重於文,不尚華麗綺靡,文質得體。不以誦為主,以閱讀與欣賞為主,以節慶和公共展示、建築園林裝飾為主。寫作指向和流布的公共性和個體性,使用上的實用性和藝術性,寫作上的格律性和靈活性,針對對聯作品受眾的通用性和專用性,表現內容的抒情性和意趣性,表達方法的切合性和兼用性,交互遞進,各有嬗變。進入新時期,對聯諸多變化速度加快,出現一些新特點,改革開放促使社會轉型,生活日新,新事物、新技術、新傳媒、新方法給文化及文學藝術帶來強烈衝擊,同時給對聯帶來不小的新變化和新特點,也給五、七言聯以及五、七言律聯帶來大的影響。

     褚斌傑在《中國古代文體概論》中指出:“文體,指文學的體裁、體製或樣式。文學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是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語言藝術。作者在從事創作時,為達到既定的效用,必然采取與之相適應的語言形式和篇幅、組織結構等,這樣,就使文學產生了不同的類別,也就是各具特征的文學體裁。”


2017年5月21日完稿於大慶創業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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